编者按：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党的二十大后发布的第2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文件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主线，聚焦“三农”工作新的历史方位，继续发出重农强农信号，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部署，画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对于做好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建设农业强国上汇聚农大力量、展现农大担当，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处联合邀请我校专家学者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阐释。敬请关注！
赵翠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简称“千万工程”）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广泛调研省情民情村情的基础上，以省域为单元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工程，其目标导向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千万工程”从全局高度统筹谋划、超前布局、有序实施促成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优势及亮点。“千万工程”的成功案例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路径。因此，需要不断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扎实稳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学习好和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需深刻认识“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性，把握好其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好其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领会好其饱含的为民情怀和实干精神。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方面全面持续发力，聚焦群众关切，让群众可感可及。
以“千万工程”推进产业振兴，统筹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与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遵循农业生产规律，注重地域特色，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千万工程”推进人才振兴，统筹村民参与和社会参与。既要注重乡村本土人才的培养，激发内生动力，也不能忽视乡村外来人才的参与，如动员大学生、城市专业型人才等外来人才返乡创业、回流发展。充分调动村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面协同共进、形成合力，参与到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以“千万工程”推进文化振兴，统筹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把农耕文化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借助文化的个性塑造乡村的鲜明形象，使距离相近、景致相像、风物相似的美丽乡村村村不同，从而实现依靠特色鲜明的旅游、文化、手工、食品等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千万工程”推进生态振兴，统筹村庄美丽和村民富裕。从缘起于乡村环境变革的探索到催化带动生态变革、产业变革、社会变革的成功实践验证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可能，是农村美丽、农业振兴、农民富裕的道路，更是全体村民、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乡村美化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是最终落脚点，需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环境变革催化带动共同富裕。
以“千万工程”推进组织振兴，统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和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和现代乡村治理手段。
何泽军：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表明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实施利益补偿的必要性，正寻求较好的补偿方案。事实上，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2023年超过78%，但“粮财倒挂”问题严重，许多粮食大县也是财政穷县，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同时，粮食生产主体从粮食生产中获益占比越来越低，农民可支配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占比由2019年的23.3%降低至2022年的20.7%，即便再加上约20.9%的农业转移性收入，农业总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仅有41.6%，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谁来种粮问题越来越突出。正是如此，一些产粮大省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逐渐减低，粮食净调出省越来越少，粮食净调出率在5%以上的省份由2003年的10个降低至2023年的5个，即河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和吉林。
保障粮食安全，调动粮食生产者和产粮大省种粮抓粮积极性至关重要。我国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自2003年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负责出资的，补偿包括普惠性的粮食直补、农业保险政策、粮棉大县专项贷款、产粮大县奖励、优质农业产业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提升计划、农机购置补贴、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等。尽管补贴种类较多，但种粮户实际所得补贴收益较低，如粮食直补，2022年我国农民粮食直补约为454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2%，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占比40%～60%的水平。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需要购买者支付较大比例的费用，但高昂的价格使得大部分中小种粮户不去购买，进而享受不到补贴收益。同样，尽管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但奖励金额有限，如2019年河南省110个产粮大县获得奖励资金33.9亿元，平均每个县仅获3 000万元的奖励支持。
粮食主销区作为受益主体却没有履行补偿义务，尽管中央出台一些文件鼓励粮食产销合作，如2018年出台的《关于深化粮食产销合作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但由于这些《意见》多是鼓励性质的，没有约束力，粮食主销区没有拿出真金白银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省际横向补偿机制十分必要，但问题在于补偿多少、如何补偿。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探索建立以投入要素机会成本为代价的补偿机制。即根据粮食生产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计算主销区净调入主粮所应该承担的补偿份额，然后将这些补偿资金上交财政部专项账户，由财政部依据主产区净调出量核算调出省份应得到的补偿额。国家在法律上建立制度，强制主销区必须上交补偿额，补偿额必须按照一定方式分配到粮食生产者和产粮大县地方政府手中。
二是探索基于耕地生态的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也多为耕地生态赤字区，耕地生态盈余区应该向耕地生态赤字区提供生态补偿。为此，设计省际生态补偿核算方案，完善生态补偿的监测体系，加快建立公平高效的生态补偿统一结算机制，形成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应按照“谁保护，谁受益”原则，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以直补的方式给予种粮农民相对应的生态补偿费，增强农民保护耕地资源的动机。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充分考虑生态补偿支付区的发展机会获得、支付意愿、承受能力和资金利用问题等基础上确定支付标准。通过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来量化不同受偿区或支付区的补偿迫切程度，依据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生态损失价值以及单位面积GDP来衡量优先级。完善耕地生态补偿法律保障和监督管理体系，以法律形式或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条例等明确补偿的主体、方式和目标责任。
三是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对接帮扶机制。在国务院的监督下，粮食主产区省份可以和主销区省份建立长久的帮扶合作关系，签订对接帮扶协议。其中，主产区适应主销区粮食消费需求，建设优质粮源基地，按质按量提供所需求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销区依托其良好的经济发展优势帮助提升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在主产区就地布局建设粮食加工及深加工基地，扶持粮食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推行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或者帮助主产区建设合适的产业，提升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
张帅梁：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维护农村平安稳定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平安乡村和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和法治乡村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也是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我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典范。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枫桥新经验，即“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经验”于乡村治理而言，需要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关注群众急难愁盼，关心群众疾苦冷暖，从根源上防范矛盾的产生；需要在过程中排查预警，及时梳理，妥善处理，消解隐患；在矛盾发生后，更要注意多元化解，在诉讼与仲裁等对抗式司法程序之外，更加注重调解、和解等协调式纠纷化解方式。“枫桥经验”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治理，以构建和气、和谐、和美乡村。
二、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
黑恶势力是平安乡村的毒瘤。他们为非作歹，欺压乡邻，是一个游离于合法社会之外的有组织犯罪结构。黑恶势力的滋生泛滥，从一定角度看，与本应正常运转的基层组织的非正常运转有关。极个别村委员会甚至基层政权出于利用黑恶势力来巩固秩序或利益的考虑，不惜与其沆瀣一气，或者被其腐蚀利用，对乡村社会正常运转造成了深层次的破坏。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正式转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
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刑事犯罪及黑恶势力，营造平安乡村，维护良好乡风。一方面，黑恶势力和腐败现象犹如一丘之貉，往往同恶相济，应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警力建设，让黑恶势力失去滋生土壤和背后靠山。另一方面，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黑恶势力的初期活动进行防范和治理，依据《刑法》及《反有组织犯罪法》对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营造平安、平和、平稳乡村。
三、持续开展打击整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麻将牌一响，几头猪白养”“扑克牌一掼，一年钱白赚”，朴实的俗语中蕴含着透彻的真理。赌博行为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影响家庭和睦和谐、引发社会连锁危害、败坏社会良好风气，甚至诱发恶性极端事件。近年来的农村赌博违法犯罪案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滋生于城乡结合部，隐蔽性较强；二是违法犯罪交织叠加，形成了“以毒供赌、以赌养吸”的恶性循环与野蛮共生；三是呈现团伙化、职业化趋势，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人负责，监控反侦。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危害更是罄竹难书，其危害后果呈现从国际到国内、从城市到乡村的蔓延态势。
对赌博和电诈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一方面要重拳出击，严惩不贷，打造激浊扬清、去芜存菁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涵养民生，营造礼义廉耻、良法善治的社会风尚。前者为扬汤止沸之治标，后者为釜底抽薪之治本。标本兼治，方能全面整治农村治安秩序，不断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常态化活动
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是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有效抓手。要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提高普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开展“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加强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充分发挥乡村“法律明白人”作用。要深入推进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设，全面提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和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服务乡村群众能力。要全面提升乡村法律援助质效，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络点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和“薪暖农民工”服务行动。要持续推进乡村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推动村（居）法律顾问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深化律师调解工作，继续拓展公证服务乡村振兴业务领域。
河南农业大学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涉农法治教育、基层普法宣传，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基础的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乡村振兴和治理有效做出了来自农业高等院校的贡献。在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中，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业务本领、增强服务意识，为乡村振兴鼓与呼，为平安建设起而行，助力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李振志：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即2024年中央1号文件）全文7816字，分为“确保”“提升”“加强”三个板块，共计28条120个要点。《意见》第三个板块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重点从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方面，提出在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学懂弄通做实《意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落实“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学好用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意见》（2024年中央1号文件）的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个主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对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明确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振兴抓什么、怎么抓。《意见》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认真学习2024年中央1号文件，把“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落到实处，基本前提是，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牢牢把握“三农”工作主动权，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各级党组织要用好乡村全面振兴督查考核“指挥棒”，严格落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责任制，创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考评机制，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乡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二是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明确主攻方向，改革完善新时代党领导“三农”工作体制机制。
三是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机制。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重在改革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乡村全面振兴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党建引领、人才振兴，积极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好农民主体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苑军军：壮大乡村青年人才队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即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于近日发布，在社会各界取得了热烈反响。该《意见》提出要“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该人才政策与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中的人才振兴政策遥相呼应，同时延续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从2023年的“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扩展到2024年的“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中央一号文件对于乡村人才的持续关注来源于乡村人才短缺的现实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深，城市中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因素吸引乡村人才持续向其单向流动，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乡村普遍面临着人才短缺问题。以人为基础的“产业、文化、组织、生态”振兴如何实现，成为现实问题。“乡村为谁而建设”“乡村由谁来建设”等问题困扰着基层政府。
对此，当务之急是壮大乡村青年人才队伍，应当从青年人才单向流动到城市，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青年人才，尤其是返乡的本土青年不仅具有乡村的传统价值规范，同时具有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因此可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村庄内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畅通青年人才流动渠道。鼓励爱家乡、有技术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为其提供金融、土地、人力等整体性支持，并实现点对点订单式扶持。打通向上流通的晋升渠道，通过加分、优先录取、破格录取等方式，实现体制内名额向基层青年干部的倾斜力度。
第二要坚持乡村干部年轻化。实现乡村干部年龄、学历优化，吸纳高学历青年人才参与到乡村建设。将优化干部队伍的具体措施写入政策议程，建设有梯度的队伍，实现老中青结合，并保证基层队伍稳定和团结。
第三提升政策包容性空间。青年人才朝气蓬勃，但是经验不足，容易好心办坏事，因此在乡村建设当中，应当对其实现包容式帮扶。一是要制定包容式政策，建立公平和开放的沟通机制，鼓励青年人才表达多样化观点。二是年富力强的干部带动青年干部，通过经验传授等方式促使其尽快适应角色定位，鼓励其撸起袖子加油干。三是要主动对接青年人才，通过走访等方式关心其生活，了解其心理动态，使其“留得住”，解除其思想顾虑。
第四主动吸引人才回乡。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一是通过招才引智大会等方式，主动宣讲，将优惠政策广而告之，及时将就业信息反馈给青年人才。二是通过家户走访，发动亲属等社会关系网，鼓励有意愿的青年人才返乡。三是坚持党管人才，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将吸引人才纳入党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主动联系符合需求的青年人才回乡创业。
第五要鼓励个性化培训。为乡村青年人才提供孵化场所，避免千篇一律的无效式技能培训。一是调研其意愿，基层组织链接资源，提供个性化培训，尤其是提供数字化技术、新媒体等方式提升其技能水平，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二是组织青年人才走出去，通过走访学习，扩大见识，进而为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提供有用信息。
第六创造温和的舆论环境。在乡村主动营造返乡创业好的舆论环境。引导村民正确看待青年人才的回溯现象，使其认识到青年人才返乡是有利于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源泉，从而在家庭层面、村庄层面、县乡等层面打造返乡创业号的新气象。
第七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村民足不出村也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举措可撬动人才振兴这一基石，从而串联起其他四大振兴。促使人才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可靠智力保障，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张云鹤：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自2003年6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这一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经过20年锲而不舍，持续努力，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千万工程”作为一项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历史性工程，是一次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全面积累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蕴含了有关乡村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治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以及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推进机制，从而夯实农业基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稳步发展。
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重要指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其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一项重要理念和举措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将其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和功能载体，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指出，必须“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乡村文明的新篇章。实现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首先必须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通过大力发展现代科技、数字化技术等，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同时必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破除陈规陋习，整治歪风邪气，以移风易俗“五大行动”为抓手，对“封建迷信”“黄赌毒”“高价彩礼”等落后思想认识、行为习惯进行严厉整治打击；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纳入村规民约，实施奖励机制，保证相关政策的落实实施。除了乡村内部的自我改进创新，相关部门必须以党建为引领，致力于解决基层文化建设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更多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沉下去”，包括资源联动，夯实公共文化设施基础；创新品牌，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打造精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还能够促进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差距。
为了让农民更好地理解和认同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文件要求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建设“文化宣讲”“道德宣讲”等宣讲平台，充分利用村民大会、广播喇叭、流动车等资源设备，加强对党的理论纲领、政策文件等的宣传，弘扬时代新风，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坚定村民的信仰之心。同时，必须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通过挖掘整理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乡村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形成科学的保护和利用模式，做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实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传承千年文脉。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丰富内涵，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文化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断丰富发展，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壮大民间文化队伍，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激活文化建设内生动力，变政府输血为自主造血，使农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
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这是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村超、“村BA”，“村晚”是在2022年后第二次走入中央一号文件。这既是对农民参与文体活动的鼓励，也是对农村文化生活多元化的支持。过去一年，村超、村晚等活动遍地开花，成为年度热词，尤其是体育，正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与乡村文明实现完美融合。如今，当农村群众讨论最多的不是牌局赢多少，而是比赛得几分时，乡村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特色的体育赛事，让农、文、旅、体形成融合发展之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了新的动能。从传统的家乡节日到全民共欢的体育比赛，“村BA”、村超正以传统体育赛事为载体，赋予了乡土文化新的生命力，相关话题在全网实现“亿级流量”，让“家里还有梯子没得？”成为当地老百姓最常问的问题。出圈出彩的“村BA”、村超，带来的不仅是欢乐，更是中国乡土繁育新文化、新业态、新发展，背后是产业、文化和生态的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通过这些文体活动，农民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凝聚力，也能够为外界展现农村的多彩文化风貌。
党委宣传部 社会科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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